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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揭秘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全书详解,第三十书一、揭秘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左... 本文目录
一、揭秘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
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很不顾气习，偏于刚恶。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二、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
一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第29、34页，岳麓书社，1999年。]。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三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左宗棠
四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却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
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
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也就是说，委任明达干练之人，仿效戚继光练兵之法，练成一支精兵。所费既省，一遇缓急，又比从外省调来的“客兵”管用。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两道折子思路、措施乃至用词（“仿前明戚继光”）如此相似，说明“湘军”的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应该是曾左二人充分磋商后的产物。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湖南本省土匪的呼应。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他的帮助对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迅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划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我们可以参考左宗棠在湘军成军之后写给胡林翼的信中生动描绘的场景，来想象一下曾左最初的合作状态：
涤公才短，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前自岳州归后，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伊却肯听话，所以诸事尚有几分。近来外人亦不尽以书憨嘲之。伊却自笑云：坏了几分矣。以后若再好几分，恐又行不去也。
那意思是说，曾国藩才能短浅，书呆气重，又没其他人相帮，所以全赖他处处出主意。好在曾国藩毕竟为人老实，“肯听话”，在他的指导下，诸事还算颇有起色。湖南官员们终于不再嘲笑曾国藩是书呆子了。
左宗棠的高已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扌耆，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三、《曾国藩家书》全书详解,第三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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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读书，点亮心灯”， 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引路人 【 53闫松 】打卡记录：
阅读时间：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共读第52天
阅读原文:《曾国藩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位老弟书第162页-182页，上传朗读音频。
随书成长:
这封家书很长，我反复读了三遍。
第1节写收到书信。
第2节先回答四弟信。兄弟之间重在推己及人，理解别人，互相理解，兄弟之间的嫌隙，其实往往来自于青萍之末，稍加不慎，内心想法一点点不合，就会造成将来之大的裂缝。
兄弟之间要全替对方着想。更要想着对方比自己好，注重对方名声，兄弟必然如同一人。
第3节是说，四弟本就资质平常，所以曾国藩建议他在家学习。在家更是合适四弟的，去外面求学，不能不受外界环境的沾染。而且他强调，湖南乡间之读书人大多是庸俗之辈，乡间未有学业之好友，在选择朋友上，读书人更应该侧重能够夹持自己的。
第4节。曾国藩向四弟强调，学习要选择一个好的老师。还多选择那些胸有大志的人。选择学习的老师，应该长久的跟进，不可见异思迁，如果不能够长期的跟从一个老师去学习，那他最终就没有什么大的长进。
第5节是给六弟的回信。看到六弟的书信，他觉得六弟的古文应当求其气，他认为六弟有韩愈和王安石的文章之气。那种像韩愈的沉雄矫健，像王安石的万千变幻，诗歌也要傲兀不群。为六弟写出这样的文章感到高兴。
第6节，他强调为君子者，不必在意别人的议论，应该与同路之人一起切磋，不必在乎说自己有朋党之嫌。
第7节当中应当是六弟对父亲有了不甚恭敬之词说荒芜已久，无甚纪律，但是，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告诫六弟，万不可如此，对于长辈，父亲，师长，应该多称颂好的方面，不可对小的细节有所非议。
第8节是说，牢骚防断肠，不可有过分之牢骚。人之一生，福祸无穷，塞翁失马，关键不要在意热衷名利，应当应当爱惜时间，不为虚名所累。
第9节，是说六弟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仍旧是读经如盲人不能找准目标，不能砥砺前行。
第十小节，作者强调，研究经书关键是要有强大的耐心，继续不断研磨。读历史也应当是有所侧重，就好像苏轼所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并且强调在读书过程当中设身处地走进当时的情境，走进人物的内心，设身处地去想，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样去办？
第11节是说当今读书人路线有三种，作者最强调的是义理，而且义理便于各人去躬行实践。社会实践中也找到了其根本之路。
第12节说，读个人文集，要全身心投入其中，你如果在那个时代该怎样去处理？为什么有这样的文笔，设身处地，把自己当作这个人，把整部文集都读完，也体现了一个专心致志的特点。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位老弟书
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三叶，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谓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刘大爷、刘三爷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视如仇雠。因刘三爷得好名声于父母族党之间，而刘大爷得坏名声故也。今四弟之所责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读之汗下。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至于家塾读书之说，我亦知其甚难，曾与九弟面谈及数十次矣。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及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觉庵师处受业。其束修，今年谨具钱十挂。兄于八月准付回，不致累及家中。非不欲从丰，实不能耳。兄所最虑者，同学之人无志嬉游，端节以后放散不事事，恐弟与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从觉庵师，若地方相安，则明年仍可从游。若一年换一处，是即无恒者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奡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支妙笔。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今观此信，然后知吾弟真不羁才也。欢喜无极，欢喜无极！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吾弟皆可为之矣。
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插图]之意，断不致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虚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当视为良友药石之言。
信中又有“荒芜已久，甚无纪”二语。此甚不是。臣子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兄从前常犯此大恶，但尚是腹诽，未曾形之笔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与阳牧云并九弟言及之，以后愿与诸弟痛惩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亲前磕头，并代我磕头请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然向使诸弟已入学，则谣言必谓学院做情。众口铄金，何从辨起？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科名迟早，实有前定，虽惜阴念切，正不必以虚名萦怀耳。
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现读朱子《纲目》，日十馀叶”云云。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六弟谨记之。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耳。观来信言读《礼记》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来信又驳我前书，谓必须博雅有才而后可明理有用，所见极是。兄前书之意，盖以躬行为重，即子夏“贤贤易色”章之意。以为博雅者不足贵，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论过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为不博雅多闻，安能明理有用。立论极精，但弟须力行之，不可徒与兄辩驳见长耳。
来信又言四弟与季弟从游觉庵师，六弟、九弟仍来京中，或肄业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归，兄百计挽留，九弟当能言之。及至去秋决计南归，兄实无可如何，只得听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复来，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且两弟同来，途费须得八十金，此时实难措办。弟云能自为计，则兄窃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云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无好伴。惟城南肄业之说，则甚为得计。兄于二月间准付银廿两至金竺虔家，以为六弟、九弟省城读书之用。竺虔于二月起身南旋，其银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下省肄业。
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皆在别处坐书院。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闻有丁君者，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兄虽未曾见面，而稔知其可师。凡与我相好者，皆极力称道丁君。两弟到省，先到城南住斋，立即去拜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既以丁君为师，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来信以进京为上策，以肄业城南为次策。兄非不欲从上策，因九弟去来太速，不好写信禀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禀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实难办途费。六弟言能自为计，亦未历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则两弟今冬与朱啸山同来甚好。目前且从次策。如六弟不以为然，则再写信来商议可也。
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写家事详细，惜话说太短。兄则每每太长，以后截长补短为妙。尧阶若有大事，诸弟随去一人帮他几天。牧云接我长信，何以全无回信？毋乃嫌我话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总须立志读书，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须听诸兄话。
此次折弁走甚急，不暇抄日记本。馀容后告。冯树堂闻弟将到省城，写一荐条，荐两朋友。弟留心访之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