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胶帝国在哪，那古代哪些名人吃东阿阿胶呢

阿胶主编 2024-03-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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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分五色是哪五色
法国传教士在华的学术活动有哪些
阿胶有快3000年历史***那古代哪些名人吃东阿阿胶呢

一、墨分五色是哪五色

中国的水墨画具有独特的风格，它的特点是运用水墨的浅深浓淡来表达各种事物所具有的光与色。施用水墨，大体可以分为焦、浓、重、淡、清五种墨度，古代的画论上称作墨彩。水墨画在多种多样的中国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阿胶帝国在哪，那古代哪些名人吃东阿阿胶呢

中国人使用墨作为书画的物质材料起源很早，长沙出土的晚周帛画是不是用墨画的姑且不谈，其它如敦煌一带出土的用墨写的汉代简札(流沙坠简有影印本)，吐鲁蕃附近出土的木乃伊被服白绸上用墨写的东汉初年的年号(有印本)，晋唐以来各家的墨迹等等都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例证。中国墨具有以下各特点：

一、用毛笔书画。无论毛的软硬，一律保持运笔的灵活，不粘、不涩、不滞。

二、经过若干年，对于木、绸、纸、绢等物质不发生腐蚀作用。

三、墨色经久不消退不变化。

四、遇日光或热，仍保持黑色。

五、画在纸或绢上，就是画得细如游丝，再经水染，也不动摇，不渗晕。有强韧的凝集附着力量。

汉宫仪上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隃麇是地名，在今陕西开阳县东．是汉代松烟及墨的产地。后汉许慎作的说文上说：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土也。汉末三国时，皇象论墨说多胶黝墨。根据这些古文献的记载已可证明起码在纪元前二百多年已经在隃麋这地方，用松烟制成大块、小块的墨。在许慎只说松烟所成土。到了皇象，才说明所以制成为大块小块的是多胶的缘故。

东魏(第六世纪)贾思勰作的《齐民要术》里，叙述了制墨的方法。这是记述关于劳动人民如何造墨的最早的文献，书上说：好醇烟捣讫，以细绢节于缸内，筛去草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按指醇烟)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涔皮汁中木岑，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如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以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以真珠一两，麝香一两引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就是说宁可稠不可稀)。捣三万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由这一段记述里．已可看出创造墨的过程非常复杂，是劳动创造的成果。到了唐代以后关于制墨的佐料(烟炱为主，各种药品为佐。)有了变化。唐代是用木皮、皂角、胆矾、马鞭草、醋、石榴皮水、犀角粉、藤黄、巴豆；宋代由于不光用松烟(自五代时起，制烟炱的地方，已由易水地区渡过长江，转移到了徽州黄山)。主要是用油烟(桐油一斤，烧得上烟一两有余。)制墨。除上述佐料外，还加生漆、牛角胎、猪胆、鲤鱼胆、白檀、丁香、龙脑、地榆、五倍子、黄莲、紫草、茜根、黑豆、苏木、胡桃、乌头、牡丹皮、子仁、青黛、朱砂等佐料，元明对于佐料，没有记载，只明程君房制墨减为十五六种佐料。元明对于制烟炱，都着重用油烟，除桐油外，还有用清油(江南乌臼树子制的油)、麻油、猪油的。又有用败漆烧烟的叫漆烟。(以上并见东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宋晁以道《墨经》、宋李孝美《墨谱》、明沈继孙《墨法集要》、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下同。)

烟炱也有好坏无论松烟、油烟、漆烟凡烟炱都是用窑烧成的。烧成烟炱，靠近火的叫身烟，属下品；在窑中间的叫顶烟，属中品；距离火最远，在四边，在窑顶上的叫上烟、头烟或顶烟，是上好的醇烟，属上品。现在我们买墨时，在墨块的上一头．有的写松烟，有的写漆烟，这是烟炱原料的区别。有的写顶上或顶烟，有的写贡烟(贡是说，上好的烟炱，作为进贡给皇上用的。)，有的写超贡烟；这些都是制墨家说他的墨是用上品的烟炱制成的。次些的写选烟，绝没有写身烟顶烟的。目前徽州的胡开文曹素功墨铺所售出的墨．仍然用这些顶、上、贡、选等烟来作为墨质好坏的标志。

制墨另一种重要成分是阿胶、黄明胶等动物胶。我们历代制墨专家，都主张用陈年(唐张彦远说兑用颜料、要用百年传致(阿胶)之胶。)而又清轻的动物胶制墨。如果用新制成的胶，而又不加鸡子白、木岑木皮、丁香、乌头、石籀皮酸，那么，这墨制成，就容易弯曲、碎制和发臭。

选购用墨清代制墨，墨工增加了捣杵的次数（十万杵），减少了：佐料减少的都是什么佐料，不清楚）。同时又设立了官烟广属江宁织造(官署名)光绪初年才撤销。御制墨，只有玄烨(康熙)的内殿轻煤、乌玉、耕织图御诗墨(均墨名)和弘历(乾隆)的再合墨(取明代碎墨掺入新烟再制)好些；但是用来作画，还须用同治或光绪初年的墨，两种兑研使用，在渲染上方不渗晕，在目前为画中国画选购用墨，首先要注意下面的几点：

一、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漆和桐油(制烟炱原料)大量出口

，同时又轻入了美国的气烟代替国产的一切烟炱。它的成分是含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色度胜于一切烟炱。1880年以后，制墨家渐渐使用它。这种墨宜于在生纸上画写意画，如在熟纸或绢上工细勾染，容易渗墨。

二、胡开文、曹素功等厂家目前仍在制墨售墨，出售时根据重量和烟料的成分来订价格，他们也有按照旧式模型制成的新墨。

三、选购墨时，先要看它是不是细腻滋润，再看它泛不泛蓝或紫的光，不泛蓝光紫光的是次墨。然后再看漱金、填青的真假新旧，再看它的形式和花纹，如果，看它不细致，显露着模型的木纹，不滑腻，不滋润，抚摩着有轻飘飘的粗糙的感觉，那一定是粗制滥造，减料偷工的次货，至于有无年款和制墨人是哪一家还在其次。

四、作画不同于写字，写字用的墨，只要乌黑有泽即可，作画尤其是水墨画，工细的人物画和花鸟画。这首先要求墨要浓的真浓，黑要真黑。不泛灰黯；淡要真淡，凝集力、附着力强大，用色或水去渲去染，不渗，不晕，不散。因此，墨不宜专用年月太远的旧墨。旧墨有的是胶失效，有的是受了潮湿，已泛出灰白色的粉霜。复方阿胶

五、最近用洋烟炱制的墨．在黑的色度上看．是比其它烟炱所制成的墨要黑一些。但是从它之淡的色度上看，仍不能做到清而有神入骨。这大概是杵数减少的缘故。

作者学画所预备的墨，一种是松烟墨(曹素功端友氏制)．一种是漆馏墨(汪节庵造)，一种是油烟墨(乾隆年造)，与漆烟油烟台用的油烟墨，是同治年间胡开文造的。松烟取其黯黑无光，画翎毛画蝶用，漆烟取其黝黑有光泽，用它点晴，两种油烟墨合用，又黑又亮，又耐渲染，不渗下晕，有浓有淡，并且清得还入骨’有神入骨是浸进纸里去的意思)。

关于使用砚石、水、洗砚、宿墨以及水墨画上对于墨的认识。今分述如后：一、砚石砚与墨有直接关系，著名的砚材有端石(广东端溪所出)、歙石(安徽歙县龙尾溪所出)两种、它们都是水成岩，比较易于把墨研稠。端石不如歙石，歙石在南唐李煜时(公元961年)，就已为劳动人民所采制。我们首先要求砚石的是下墨。也就是要求无论如何坚硬的墨，用它研起来，易于浓稠，同时砚石也不至于因为被墨磨擦而泛出石屑，这就是好砚。作者以为歙砚用来最方便的是被称作墨海的一种。它的形状有方有圆，有大有小。上面有石盖，旁边有石嘴，是用一块歙石整挖成功的。墨用得多，在海池里研，墨用得少或是另用一种墨，还可以用石盖去研，用起来非常方便。齐白石先生就是用歙石墨海进行创作的一位画家。这种墨海，笔铺、墨铺都有。

二、水研墨的水，最好是用带苦涩味并含碱性的井水。它可以发墨使墨增加黑度和光泽度；并且用它画出来附着力更强些。调和颜色使用的水，也以井水和其它天然水比较好些。施用药品如漂粉一类消毒了的水，却不相宜。

四、墨彩水墨画里把墨色分成五种色度，那就是焦、浓、重、淡、清。这首先是要看所用墨本质上的好坏。用美国气烟所制的墨或墨精(上海制，有天字的，有寿字的。)它只有焦有浓，淡已很难，更不用说清而有神。用同治光绪时期的墨，也只有焦、重、淡几种色度，既不浓黑．又不清轻。一般说来，墨的五彩如下：(一)焦墨即是把研成的墨汁在砚池内经过半日的挥发，再用来画画中极其深重而又突出的部分。它是在全幅画中特别黝黑的部分，黑而有光亮。(二)浓墨是说墨色的黑度．仅次于焦墨。焦墨可能有光泽，浓墨因为加入水分，虽黑而无亮光。(三)重墨这是对淡墨说的．它比浓墨水分更多些，比淡墨则又显出黑一些。(四)淡墨水分加多，成了灰色的叫淡墨，(五)清墨，这在墨彩上则是仅仅有一些淡灰色的影子，这影子去表现朝雾夕烟似的模糊形象。总起来说，好的墨不但是能焦能浓，而且是能淡能清，这是根据制墨时捣杵次数的多少来决定的。至于画家使用水墨作到了清的墨彩，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古代画家能够善于用墨，画出清的墨彩的，宋代的马远(号遥父)，元代的方从义(号方壶)，清代的恽寿平(号南田字正叔1633年生)和清代的华秋岳(号新罗)，他们都是长于用墨的画家，他们几家的山水画、花鸟画，至今看来，还是水汪汪的，清而有神，这虽不完全关乎墨的本质，但墨的本贡却和它有直接的关系。墨彩中的清而有神．是由其它深浅不同的墨彩衬托出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幅画的空白部分，画出某种事物的清淡影子，而这清淡影子，在这幅面面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表现价值，它反映着某一时间空间的特点，使看的人深入画里，想像着这些影子里，埋藏着许许多多的事事物物。所以我们对这种画，认为是有余不尽，耐人寻味的。

五、研磨研磨(也叫磨墨)对于一个画家也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这和民间画工教徒弟时也先教研颜色，是一个道理。他们早晨起来．总是先研出一池墨来，预备创作时使用。这样，与其说是研墨，毋宁说是研人练习腕力和臂肘的活动。日子长了．这对于作画，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齐白石先生在早年．总是起来后自己研墨，就是这个道理。研墨的方法：起初是要慢慢的、不太用力的去研，这样，就不致使干燥坚实的墨，因为快研和用力研而使墨接触现石的一面碎裂，研出了墨渣；墨初着水，由于慢研、轻研，水分把墨靠现石的部分浸得较软．然后再加快加力，墨汁就容易研得浓稠．节省时间．又无渣滓，对于乾隆以前(公元1736年)的墨．更要用这种方法先慢逐渐加快去研，免得碎裂。

六、收储墨最怕潮湿，也怕风吹。受潮湿的墨是胶坏而烟并不坏，风吹容易碎裂，尤其是新制的墨。我们对于墨的收储，必须是用纸包起来，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已经受了潮温的好墨，若是搀合新墨，合研合用，黝黑无光，对于作画，也有相当的用处。但最好是用原匣收储。在民间使用的墨，全是新墨，他们把新买来新墨，先用纸裹紧，下面露出要研磨的部分，大约有二、三分长，然后用蜡把裹纸的部分烫匀，随时用刀割去蜡纸，这样就可以使墨永远保持不碎裂。就是已经破碎的墨，对上碎碴，再粘起来，用上面的方法裹上纸，烫上蜡，也可以当作整块的作用。

七、颜色墨颜色墨有五色十色的。如乾隆制造的五香石青、石绿、朱砂、石黄、白五色墨；如嘉庆制造的名花十友朱砂、石黄、石青、石绿、车渠白、紫铆、黄丹、雄黄、赭石、朱标十色墨。这原是为批点书籍用的。用来作绘画的颜色，不但是原料好，而且它们所使用的胶也非常好。处理的办法，不要用砚石研，首先把它锤碎，放入碗中加水，入蒸锅去蒸，蒸得毫无墨块，兑入些滚水搅匀，放置澄清。大约经过二三日，胶水全浮在上面，把它撇出，马上晒干或烘干，预备将来兑颜色使用，这是极度的轻胶。剩下的颜色，再研再漂。

二、法国传教士在华的学术活动有哪些

法国在华传教士的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二是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

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法国传教士参与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涉及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介绍西方医学、药学的引入。

欧洲医学传人中国，有一个由理论到实用的演进过程。开始时，医学理论一般只是在传教士的宣教著作中附带论及，如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艾儒略的《性学角述》（角同粗）、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蠡：h）、汤若望的《主制群徵》、高一志（Alphon．SUB Vagnoni）的《西学修身》、卫匡国的《真主灵性理证》等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体骨骼（gé）、神经和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知识。医学、医药方面的专门著作，最早的有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后来则有熊三拔的《药露说》等。

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人实用阶段。遵照康熙皇帝旨意，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Dominions Parrenin）将法国外科专家皮埃尔·第奥尼（Pierre Dionis）的著作《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新发现》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插。该书前8卷由白晋翻译，第9卷由巴多明续成，后有抄本流传于北京。因为康熙禁止此书印刷，只准御医参考，所以书中所写有关解剖学的知识便未能在中国普及开来。此外，巴多明还曾用满文翻译过一些有关化学、物理以及中毒治疗法的论文。

康熙皇帝宫中，曾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御医并使用西药。1693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白晋等用1638年发现于秘鲁的治疟特效药奎宁（拉丁……uininum的音译，俗称“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nüèjì，一种急性传染病），因而赢得了这位中国皇帝的信任，从此西医西药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修士罗德先（Bemardus Rhodes）1699年来华，先居厦门，后奉召进京。他因精于外科，又善于配药，颇受各方敬重，曾为康熙皇帝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瘤。1719年来华的安泰（steplanus Rousset）修士，曾多次随康熙皇帝出外巡游，并且常为教友治病。白晋在清宫内设有化学实验室，器械齐全。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甚至主张向中国出口西药。

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在中国传教的同时，耶稣会士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并向欧洲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耶稣会士白晋，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6位数学家之一，他于1688年抵达北京，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为其讲授数学课。1693年，作为康熙皇帝派出的公使回访法国，1699年返回北京。1730年6月28日，白晋死于北京。除大量书信外，白晋还撰写有14部作品，其中有旅行报告，有中国皇帝传记，有《汉法词典》，也有中国哲学译著。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第二版发表的第七个附件就是白晋撰写的《中国当朝皇帝传》。书中，白晋把法王路易十四和中国皇帝康熙评价为世界上并驾齐驱的两位君主。

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李明（Louts Daniel Le Comte），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1688年到北京，1690年返回法国。所著两卷集《中国最新见闻追忆录》1696年在巴黎出版。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特别提到李明的一份报告（内中有有关康熙皇帝的报导），莱尼布茨说：“正如最近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李明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所描述的，他（指康熙）甚至还亲自编写数学课本，以便亲手将这一重要学科的基本知识教给自己的孩子们，使知识在整个帝国及自己的家族内作为遗产继承下去，藉此为自己死后仍继续造福于他的臣民做好准备。我认为，在全人类范围内再没有其他比这更宏伟的计划了。”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出版了依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写而成的《中国通史》，共12卷。编著者冯秉正（J．M．A．de Mailla）1703年来华，1748年卒于北京。该书首次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历史知识，其中对明清历史的介绍尤为详尽。1785年，著者又补充了第13卷《中国概况》。此前，编著者早已将《通鉴纲目》译成了法文，为通史的写作做好了准备。由于编著者参加了康熙时中国地的测绘，其书中对中国地理的论述因此便显得十分精当。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hil）。他兼通文史与自然科学，曾把儒家经典《书经》（即《尚书》，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译成法文出版。另外，他还有《唐代史》、《中国天文学史》、《成吉思汗与蒙古史》及《中国纪年方法》等著述。宋君荣利用中国史料，把中国与西亚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在巴黎天文台，藏有他未发表的大量手稿，其中一部分于1809年至1811年间刊出。英国学者李约瑟对宋君荣的天文学造诣（zàoyì，学问、艺术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评价极高，他说：“‘考虑到重重困难，一个像宋君荣那样的人竟会了解得那么多，应该说是使人颇为惊异的。”他认为，宋君荣所搜集的一大堆有用的资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即使是在今天，对于想彻底研究中国天文学的人，宋君荣的著作仍然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与史籍相比，要读懂中国经书，难度更大，但这又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知识。来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中，有些人古汉语功底相当深厚。从金尼阁起，他们就在不懈地努力，最终把许多中国经书译成了拉丁文或法文。刘应（Mgr．cI．de Visdelou）曾译《礼记》中《郊特性》、《祭法》、《祭义》、《祭统》诸篇；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孙漳（Alexander dela Charme）都曾译过《诗经》，孙璋所泽拉丁文本《诗经》附有详细注解；蒋友仁译《书经》、《孟子》；韩国英（Mar—tialus Cihot）译《大学》、《中庸》。《易经》艰深难解，法国传教士认为其神秘色彩与天主教教义有暗合之处，于是对它的翻译和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白晋曾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刘应著有《易经概说》，雷孝思（J．B．Regis）则有《易经》译本，并附有注疏与评说（该书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正式出版，名为《中国最古典籍《易经》）。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也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巴多明著有《六经注释》、马若瑟著有《经传议论》、钱德明著有《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其中，尤以《孔子传》对欧洲的影响最大。

除了在中国行医并传播西医、西药知识，传教士们也研究中医井向欧洲介绍有关知识，巴多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巴多明曾向西方介绍流行的几种中药，如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并把样品寄往欧洲。除大黄外，其他四种中药都是首次传人欧洲。法国科学院于1726年举行了一次报告会，专门讨论这几种药物。巴多明对中国医学总的评价是：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在治疗方面效果显著，但在理论方面不如西方。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人体“受之父母”，神圣不可侵犯，以致人体解剖学十分落后，医学研究也受到阻碍。这个结论后来被伏尔泰全盘接受，他在《试论通史和人民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论及中国医学时说：“在他们那里医学理论仍属无知与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相当成功。”